[分享]彼得·德鲁克：洞察百年管理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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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有效的管理者需要的是决策的冲击，而不是决策的技巧；要的是好的决策，而不是巧的决策。

　　They want impact rather than technique， they want to be sound rather than clever.

　　18、有效的决策人，首先要辨明问题的性质：这是一再发生的经常性问题呢，还是偶然的例外？

　　The first question the effective decision-maker asks is："Is this a generic situation or an exception？" 19、要看"正当的决策"是什么，而不是"人能接受的"是什么。

　　One has to start out with what is right than what is acceptable.

　　20、我们应该将行动纳入决策当中，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A decision will not become effective unless the action commitments have been built into the decision from the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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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的，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

　　People do not start out with the search for facts， they start out with an opinion.

　　22、决策的反面，是不做任何决策。

　　23、除非有不同的见解，否则就不可能有决策。

　　The first rule in decision-making is that one does not make a decision unless there is disagreement.

　　24、有效的的管理者会问："我是不是真需要一项决策？" There is one final the effective decision-maker asks："Is a decision really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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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决策需要熬受痛苦There is no inherent reason why decisions should be distasteful.

　　26、有效管理者的自我发展，是组织发展的关键所在。

　　Self-development of the effective executive is centr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27、智力、想像力及知识，都是我们重要的资源。但是，资源本身所能达成的是有限的，惟有"有效性"才能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成果。

　　Intelligence， imagination， and knowledge are essential resources， but only effectiveness converts them into results.

　　28、今天的组织需要的是由一群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The needs of large-sacle organization have to be satisfied by common people achieving uncomm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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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永远的彼得·德鲁克

如果年轻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今天执教于一家顶级商学院，他可能连助理教授都不够资格，更别提终身教职了。这位最具影响力的现代管理学思想家于上周辞世，享年95岁。他不愿参与学术界的游戏。他拒绝在晦涩难懂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不用冗余的数学填充论文，同时由于理解管理学需要广博的知识，他也不愿限制自己的视野。

对学院派而言，这意味着德鲁克的著作不够严谨。不错，他有着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在他的著作中，何处用过抽样方法和统计回归呢？一位宁愿为报纸撰稿、也不愿在《国际经营与生产管理季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上发表文章的人，让人如何能够严肃看待？学院派对其数十年的冷淡，使德鲁克从未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沃顿商学院、凯洛格商学院或其它美国知名管理研究机构中担任过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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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方而言，这都并非憾事。没有德鲁克，商学院照样办得红红火火，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这位维也纳裔美国人也同样声名鹊起，共撰写了36本著作、数百篇文章，确立了独具一格、卓而不凡的管理学泰斗地位。最终，洛杉机附近克莱蒙特一所中等规模的商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30年，讲授经营策略和日本艺术等不同课目。

然而，即便与学术界之间的嫌隙从未困扰过德鲁克（实际上，这对他的困扰超出了他所表现出的程度），但在客观中立的观察家看来，这种分歧的确令人费解。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在努力加深我们对组织的理解，并提供有益的观点，以改善组织的管理方式。但是，这位执拗任性的通才的研究方法，与日臻完善的学术专业化截然相反。究竟谁是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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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是：由市场来决定。《金融时报》为了准备全球最受尊崇企业的年度排名榜，今年对近1000位首席执行官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首次要求这些首席执行官回答哪些管理学作者或大师对他们影响最大。在此我不想打破玄念（全部结果将刊登在下周的特别增刊上）；只说一点就已足够：前20位大师中，只有5位原来出身于学术界。剩下都是实践派管理人士、咨询顾问或商学院的“叛逃者”。

乍看之下，教授数量之少着实令人惊讶。毕竟，管理学院教师大部分都较为睿智，同时有时间从事重大商业课题的研究。他们肯定就应该是管理思想的主要源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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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障碍在于，学术体系中重严谨而轻实用。有抱负的教授要通过定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来获得终身教职。通常，这意味着关注适合统计学分析的狭隘课题。在报纸上撰写通俗易懂的文章没什么助益。除非到职业生涯的后期，否则出版商业巨著肯定也不会得到鼓励。

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学术专门化受到盲目崇拜之前，当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宣布计划撰写一本关于企业战略的著作时，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当时，波特不过是哈佛商学院一名级别较低的助理教授。他居然如此狂妄！不过没关系，结果是《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的问世——该书在任何时代都堪称最具影响力的商业著作之一。而如今，像波特那样的年轻人却遭到告诫：不许存有这样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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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术体系往往阻碍了教授们研究本应进行的课题。注重统计分析使得年轻有前途的研究人员依赖第三方的基本数据，而这些数据本可以加以研究。作为另一种选择，他们针对MBA学员开展行为实验。不管采取哪种方法，他们都很少花时间与实践派管理人士在工作环境中进行合作。

“由于招募和擢升那些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商学院正催生这样一个教职员工队伍：他们主要的职业理想就是献身于科学研究。”今年早些时候，沃伦?贝内斯(Warren Bennis)和吉姆?奥图尔(Jim O’Toole)在《哈佛商业评论》(HBR)上撰文指出。他们二位是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的教授。“现在的管理学终身教授可能从未真正涉足一家企业 ——除了作为（该企业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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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年前，谈论商学院的信心危机问题可能都会显得颇为荒谬。本科及研究生管理课程的需求增长非常迅速，商学院几乎难以跟上这一步伐。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在职场中有所作为的20多岁的年轻人，MBA都成为了一个黄金标准。

然而，自2001年以来，这种需求有所下降。一些颇具眼光的雇主——比如管理咨询公司和蓝筹企业——开始将招聘网撒得更广。现在，拥有一个不错的博士头衔，或者经营自己公司的经历也被视为良好的应聘资格，与很多人选修两年金融经济学课程没什么差别。少数思想开明的商学院院长——例如斯坦福的罗伯特?乔斯 (Robert Joss)、凯洛格的迪帕克?詹恩(Dipak Jain)以及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已经开始宣扬整合思想、跨学科研究和实践出真知的信条。确实，实用主义正重新崛起。

我敢断定，彼得?费迪南?德鲁克——这个涉猎国际法、历史学、组织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以及人类境况的学者——将笑到最后。他的逝去无疑是这个世界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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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相关评价:

“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这是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对彼得·德鲁克的评价。11月11日，有着“现代管理学之父”之称的德鲁克在美国以95岁高龄辞世。

德鲁克于1954年首次提出“管理学”的概念。无论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还是通用电气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他们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都受到了德鲁克的启发和影响。（本报综合报道）